本月初，杭州几千名出租车司机停运，要求提高运费和燃油补贴、参加社会保险、自选成立出租车司机工会、参与工资集体协商、由政府提供廉租房等。这次为期三天的停运，最终以杭州市政府承诺提高出租车运费，并由财政进行临时补贴而落幕。

    出租车停运仅是冒出水面的一朵浪花。据中华全国总工会掌握的情况，今年以来因劳资矛盾激化导致的停工等群体性事件又有增加，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劳动关系矛盾的高发期和多发期，类似问题已呈扩大化趋势。针对这次杭州出租车停运事件，杭州官员也声称，当地对出租车的补贴“已是全国最高”。为什么劳资矛盾仍难以调和？

    在市场经济中，劳动者处于天然弱势地位，虽然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，劳动者分配利益的绝对量可能会增加，但增幅往往低于生产率的增速，劳方和资方在分配上的绝对差距，反会因为生产率的提高而扩大。

    这就容易让劳动者产生一种“相对剥夺感”，当这种怨恨缺乏制度化释放途径时，就会出现矛盾外溢化、冲突剧烈化，以及经济问题社会化、政治化效应。近日在伦敦等英国城市爆发的骚乱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“相对剥夺感”引发的。

    殷鉴在前，我们对此应有足够重视：新生代农民工和“穷二代”大学生已不再满足于一份维持基本生活的工作，社会保障、实现个人价值和享受生活等都成为他们的基本需求，劳资矛盾出现新动向，并朝着常态化和激烈化发展。

    化解新形势下的劳资矛盾，根本之道是尽快进行收入分配改革，切实提高劳动者特别是低端劳动者的收入和福利待遇。这也是保证中国未来几十年平稳发展的需要。

    面对拥有绝对强势地位的资方，工人利益如何被组织化地表达，对社会和经济有着重要的意义。国际和历史经验表明，争取和维护劳工权益的最佳选项是由工会出面，无论是工资集体协商，还是组织停工都需要工会的参与。

    在现有体制下，工会不可能完全独立和去行政化，但是否可以让企业和县级以下的基层工会由劳动者自主组成，民主选举工会代表和负责人，是否可以赋予基层工会尽可能多的自主权，都是应该允许探索和试验的议题。

    值得关注的是，本次杭州出租车司机停运提出的要求，都是针对当地政府，却没有触及依靠其垄断地位收取高额“车份钱”的出租车公司。本来是劳资双方的矛盾，为什么应是调解人的政府，最后成了埋单者？

    出租车司机和出租车公司本来是对手，却能通过手中掌握的公共资源要挟政府，在劳资双方都没有做出任何利益让渡的情形下，让政府公共财政、也就是全体纳税人为少数特定群体埋单，这是值得深思的。

    为今之计，政府应痛下决心，依靠建立和完善制度来调解劳资纠纷。否则现有化解矛盾冲突的方式不仅时效滞后、成本过高，还会陷入恶性循环难以自拔。

    我们应该坚持将劳资矛盾限定在经济范畴之内，积极正面回应劳动者争取合法权益和公平待遇的诉求，更重要的是，要让解决劳资矛盾的主要办法和渠道，回归到法律和制度层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