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方面，多部委紧急出台了一系列物价调控新政，仅国家发改委就为此五天内连发九文，调控力度前所未有。另一方面，各地“十二五”规划相继出炉， “提高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”均被作为重要内容列入其中，一些地方还明确提出“实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”、“力争居民收入增幅超过GDP增幅”。

    从长远看，“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、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”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内容。从短期看，CPI持续走高（预计11月我国CPI涨幅可能超过10月的4.4%，达到年内峰值），意味着中低收入家庭的实际生活水平不可避免地下降。无论从哪方面看，呼唤加薪、普遍加薪都是迟早会出现的社会情绪。

    不过，就像“财产性收入”不是每个人说有就能有一样，“迟早加薪”虽然看上去很美，但却难以迅速反映到大部分人的工资条上。毕竟加薪不能靠政府振臂一呼或行政命令实现，盲目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会让一些人失业，而由政府出手给吃“公家饭”的人加薪又会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公。所以此时此刻，我们必须再次强调，要搞收入分配改革需要财税领域先动，要实现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长需要各级政府带头“还富”。只有减轻竞争性行业企业的税负，才能腾出空间给员工涨工资，只有以家庭为单位对民众进行减税，中低收入家庭才能更直接更快捷地改善生活。

    多年来，我国“国”与“民”收入分配失衡，财政收入增幅数倍于GDP、也数倍于居民收入早就备受争议。“十一五”期间，全国财政收入从3.9万亿元起步，以年均1万亿元的幅度增长。今年前10月，全国累计财政收入达70899.82亿元，较去年同期增长了21.5%.尽管财政部专家们对一些税收项目的超高增长做了解释，并强调这些只是“恢复性增长”，中国并不存在财政收入比重过高问题、不存在“国富民穷”。但有一点显而易见，那就是政府完全具备让利于民的实力。特别是在一些民众非常敏感而对财政收入影响不大的税收项目，比如个税上，可改革的空间是相当大的。

    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，我国一直推行积极财政政策，宣布推进财税体制改革、进行结构性减税、加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，但从现实看，数易其稿的“收入分配改革指导意见”和“工资支付条例”至今难产，风传已久的一揽子减税方案（包括上调个税起征点）也不见有所动作。与此同时，相关部门的加税倾向却越来越严重：保护环境，要收车船税；给楼市降温，要收房产税；带个笔记本电脑回国，要收关税；据说酝酿征收的还有环境税……每个税种的增加，当然都有其“正当”的理由，然而无论专家们罗列出多少条加税的好处，在税费多见增项少见减项，加之水、电、油、气价格纷纷上调的情况下，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都必然受到打击，作为拉动经济三驾马车之一的内需也必然有些不给力。

    让利于民、让利于中小企业的减税政策是一份民生答卷，检验的是政府肯多大程度休养生息、还富于民。与稳定物价相比，更能体现出政府的执政魄力和维护公平正义的决心。